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何需要革命，革命成功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有关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的理论。

  第一，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动力上，首次明确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发展贯穿人类历史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同志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矛盾原理，首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明白准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上升到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和全面推动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的高度，从而凸现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有机体整体构成和发展中的终极意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质内容和运动变化的根源。

  第二，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道路上，强调世界历史条件下具体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可以跳跃式地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问题，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梦，也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

  第三，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上，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发展阶段。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同志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确定进入，还没完成”的思想。接着，又区分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指出：“社会主义此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其后，同志又多次讲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同志的这一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四，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多样性上，提出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要通过向资本主义学习，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同志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创造性事业，应向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放；同时，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创造的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外来文明。但要坚持三个根本原则：一是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为我所用；二是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照搬；三是学习外国文化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独创相结合，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